□ 龍大軒 （西南政法大學教授）

中華文化是世界上絕無僅有且數千年一脈相承的文明奇跡，中華法系也應該成為數千年傳承不絕的法治奇觀。復興中華法系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正是時代賦予今人的歷史使命。但復興不是復古，而是在傳承中創新、在繼承中發展，使中華法系成為古今一貫、繼往開來的法治文脈。如果說復興前的中華法系，體現為中國古代長期凝聚而成的有機法律系統，可稱作“傳統中華法系”；那么復興后的中華法系，則表現為日臻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，可稱作“新時代中華法系”。

首先，復興中華法系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需要。復興中華法系不是照搬故有的典章制度和法律條文，而是將其中的優秀思想和理念運用于當代法治建設之中，用以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不斷完善。

傳承中華法系的“德主刑輔”思想，對貫徹“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”的治理方略有著文化涵養意義?！暗轮餍梯o”理論在兩千年治國理政的實踐中得到了一貫的應用。將這樣的智慧運用到當代法治實踐中，一方面，用道德滋養法律，推動法治建設健康發展，最大限度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訴求；另一方面，用法律保障道德，促進以德治國深入落實，引導全社會崇德向善。兩者綜合為用，道德與法律的合力就能充分發揮出來。德法合治不但是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一個鮮明特點”，也必將成為“新時代中華法系”區別于其他法系的亮點。此外，中華法系的優秀文化元素還有很多，如民本、無訟、和合、恤刑、慎罰、情理法相統一等思想理念，都值得我們去傳承創新。只有牢記并弘揚自己的文化根本，才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塑造出更鮮明的中國形象、中國智慧和中國精神。

其次，復興中華法系是構建中國特色法學體系的需要。欲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成“新時代中華法系”，還需要法學理論的支撐。盡管我國已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學體系，但目前仍存在著學科設置克隆西方的情況比較突出、學術原創能力還不強等現象。復興中華法系對建設中國特色的法學學科體系、學術體系、話語體系有著重要意義。

以話語體系為例來分析，早在百余年前，嚴復在翻譯西方法學文獻時，就注意到“法”字在中西方語言中存在著重大差異：“西文‘法’字，于中文有理、禮、法、制四者之異譯?！边B“法”這個法學領域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，中西話語差異都如此巨大，足見構建中國特色法學話語體系的重要性。又如“執法”和“司法”這兩個詞匯，由于近代以來受西方法學話語的影響，將行政機關執行法律稱作“執法”，將司法機關施行法律稱作“司法”。在人民群眾看來，兩者都是對法律的實施，無法分清執法和司法有什么區別。這一系列法治實踐中的困惑，都是由缺乏中國特色法學話語體系帶來的。要厘清這些給民眾帶來困惑的法治話語，還需要回到中華法系的語境中去汲取文化營養。對不符合中國文化傳統的法學話語，需要用中華法系積淀的思想智慧去改造重構，讓廣大民眾能夠聽得懂、信得過、用得上，才能做到“以人民為中心”，真正建立起中國特色的法學話語體系。

最后，復興中華法系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需要。其一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有堅實的法治基礎。唐朝作為中國帝制時代的鼎盛時期，綜合國力居亞洲之首，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，來唐朝覲見的國家有七十多個，長期居住在長安的外國商客不下十萬人；唐詩更是文學史上的千古絕唱。同時唐朝法制也很先進，傳承了歷代法制文明成果，形成禮（儀）典體系、律（令）典體系與習慣法體系和合共生的法律系統，實現了禮與法的完美結合，中華法系至此定型。其從時間上影響及于后世長達一千余年，從空間上影響了周邊諸多國家，日本、朝鮮、安南等國的法律制度，大都是學習、仿行大唐而來，其文化基因與唐朝法制保持著高度的相似性。由此可見，傳統中華法系既是大唐王朝走向輝煌的標志，又是華夏民族保持榮光的法制基石。

其二，要夯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法治基礎，必須探索出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。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一百年，我國在政治、經濟等各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可喜成績，國家文化軟實力明顯提升，法治建設在走向現代化的同時，也逐漸擺脫西方法系的窠臼，建立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。值此向第二個一百年建成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奮進之際，也到了復興中華法系的大好時機。具體的方法就是從傳統、革命、建設、改革等不同歷史時期中，去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自身的法治道路，這既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由之路，也是復興中華法系的必由之路。走自己的道路，使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形成鮮明的中國特色；同時借鑒國外法治的有益經驗，使中國法治體系保持開放性。只有建成這樣的法治體系，做到了“不忘本來，吸收外來”，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特征，才能夠形成一種不同于世界其他法系的新型法系，那就是“新時代中華法系”。